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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文集

到底什么是滥用诉权——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滥用的界定和规制:民

  论文提要:限制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滥用,不仅要界定滥用行为的边界,还应在平衡审判权与诉权关系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有效规制。区分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不同类型,从而确定他们的不同权利边界,并进行不同的规制,方能有效解决审判权在限制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滥用与保护诉权上的困境。

  “民事诉讼权利依照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不同,分为法院的诉讼权利、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1] 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源于其诉权,是其在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各项具体的权利。在民事诉讼中,审判权与诉权始终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审判权要通过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来保障其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诉权,另一方面审判权又要对当事人的各种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制约。其中的困难就在于,如何确定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边界并对滥用行为实施有效的规制。本文试图从审判权行使的角度,对不同类型的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滥用行为的界定与规制进行初步的研究,并提出相关立法和司法上的改进建议。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形并不鲜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缘于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当事人通过诉讼渠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亦借助诉讼这一合法的途径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或非诉讼利益;另一方面则缘于我国对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行为的限制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审判实践中都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以致滥用权利者可以任意假借“维权”之名通过法院的审判行为行规避法律,侵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合法利益之实,却不受制裁或仅付出极小的代价,从而极大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正。审判实践中,常见的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行为既有在发动诉讼阶段的滥用起诉权的行为,也有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为获取非法的诉讼利益而实施的阻碍诉讼、干扰诉讼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虚假诉讼。当事人以虚构的事实和伪造的法律关系,通过发动民事诉讼以骗取法院的司法裁决,从而规避法律或损害国家、社会或第三人的利益。如,在各种虚假的假离婚纠纷、债权债务纠纷中,通过伪造事实和各种证据,在法院做出裁判后,以骗取的裁判文书作为依据参与债权分配或行使法定优先权,从而达到占有他人财物或者逃避法律责任之目的。中国新闻网曾经报道过一个案例: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5年初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王某及其建筑工程队应支付工伤赔偿款131336.95元予雇工胡某。此后,南海区法院根据胡某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依法冻结了王某的应收工程款8万元,随后,胡某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王某为逃避债务,利用工人工资优先支付的法律规定,指使同乡伪造证据,以王某欠其工资7万多元未付为由,于2005年4月5日向南海区法院提起诉讼,导致法院作出19份错误判决,判令王某支付原告工资款共7万多元,判决生效后,原告即向法院申请执行。[2] 该案中,王某的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通过虚假诉讼而达到逃避其对雇工的法定的赔偿义务的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

  2、恶意诉讼。近年来各种小额诉讼、名人效应诉讼屡见不鲜,这一类诉讼的基本事实或证据具有真实性,权利义务关系清楚,符合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受理条件,但是原告的损失数额或诉求的数额极小,远低于诉讼成本,甚至很多案件在起诉之时,被告对于纠纷事实与责任的承担已无异议,但是原告依然坚持起诉。这类案件中,原告所期待的利益已经不再是纠纷的胜诉权,而是其他的一些非诉讼利益。通过诉讼途径获取非诉讼利益,是这一类诉讼的共同特征。国家的审判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对恶意诉讼的限制就是对正当的诉权的最好的保障。但是恶意诉讼与公益诉讼在现实的审判实践中又无法做到绝对区分,而公益诉讼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特别是对国家公权力和垄断部门的监督与制约又具有重大的价值,因此,对恶意诉讼的限制应极为慎重。区分恶意诉讼与公益诉讼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诉讼真实受益人或潜在受益人的界定,如果诉讼所针对的违法行为的受害者人数众多,而诉讼的结果将有助改变社会公众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这样的诉讼就是公益诉讼;如果诉讼所针对的违法行为仅是个案性的或原告已经纠正并同意赔偿的,这样的诉讼就可能是恶意诉讼。北京晚报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2002年3月,家住株洲市的律师佘某乘坐K510次列车从株洲前往长沙,补票时列车员收了其7元钱,其中票价6元、手续费1元。事后佘某了解到,按照国家的新规定,株洲到长沙的票价应为5.5元,但铁路部门还在按旧规定(6元钱的标准)收费。于是他将该次列车所属的广铁客运公司诉至长铁法院,要求在湘、粤两省的主要媒体上向其赔礼道歉,退还多收的票款0.5元,赔偿其精神损失费2万元。长铁法院立案庭在收到起诉书后了解到,事情发生后广铁集团客运公司多次派员专程到株洲和佘某联系,对其监督行为表示感谢,对该次列车未按新规定多收票款的行为进行了整顿,将多收的票款退还,还聘请佘某担任客运公司的“路风监督员”。对于佘某仍执意将客运公司诉至法院,长铁运输法院立案庭认为,佘某的行为系滥用诉讼权利,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立法精神,不予立案。[3]

  3、故意错列被告或第三人。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往往本着“宁可错列也不漏网”的想法将所有可能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列为共同被告;或基于将来生效裁判能得到顺利执行的现实考虑,将实力强、信誉好,但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主体列为共同被告或追加为第三人;更有为争取管辖权而将不存在法律关系的主体列为共同被告。故意错列被告或第三人,不仅会增加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成本,而且将严重损害无辜的当事人的权益,使其陷入诉讼的泥沼,枉费时间、精力与金钱的成本。

  4、滥用撤诉权。原告在轻率发动诉讼后,一旦发现诉讼的进程将对自己产生明显不利的后果时,如举证逾期、证据不足等情形,即申请撤诉,后再次起诉,如此往复多次的起诉与撤诉造成被告不堪诉累。如笔者曾经审理的一个案例:2009年5月,徐某霖因房屋所有权纠纷案将其胞弟徐某辉告上法院,诉讼中,经法院调查取证,徐某霖发现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遂撤回起诉。但半年之后,徐某霖提出新证据再次将徐某辉告上法院,审理中,经专业机构笔迹鉴定,该新证据系属伪造,于是原告徐某霖再次撤诉。2011年2月,徐某霖第三次提起诉讼。本案原告的行为就是典型的滥用撤诉权,被告除了消极防御、疲于应付外别无他法。

  5、滥用上诉权缠讼。这是笔者所在法院曾经审理过的一个案例:某小区业主因开发商逾期交房诉至法院,请求开发商支付违约金,尽管开发商对其逾期交房之违约事实不持异议,在一审判决作出后,仍然坚持上诉,目的就是在于拖延承担违约责任。

  6、滥用管辖权异议权、申请回避权、申请重新鉴定权、申请财产保全权等,以此达到恶意拖延诉讼,阻碍诉讼进程之目的。例如笔者曾经审理的一个案例:某房地产公司注册地在福州市晋安区,其所开发的楼盘亦处晋安区,小区业主因其逾期将其告上晋安区法院时,房地产公司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以其主要营业场所在鼓楼区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却未提供任何足以证明其主营业务所在地位于鼓楼区的相关证据。随后法院认定其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并裁定驳回申请,房地产公司又提起上诉,并扬言此举仅是拖时间而已。如此一来,诉讼刚刚开始便陷入“拖”局,被告拖延诉讼的目的通过滥用诉讼权利得以巧妙地实现。

  7、滥用中止诉讼之条件。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工伤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用人单位经常以对工伤认定申请复议并提起行政诉讼为由使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陷入中止状态。笔者就曾经遇到这样的案例:2007年5月,邵某因工伤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因其与某公司无书面劳动合同,劳动部门对其工伤认定的申请不予受理。邵某遂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与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经审理,某公司确认与邵某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邵某据此申请工伤认定,2008年3月,劳动部门作出邵某属工伤的认定。随后,邵某将某公司告上法院,要求工伤赔偿。诉讼中,某公司就工伤认定提出行政诉讼,工伤赔偿纠纷案因此中止审理。期间,某公司对行政诉讼及民事诉讼均提出了上诉。直到2010年8月,邵某终于领到赔偿款,但三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

  “诉权是一种法定的司法救济权,是指当事人可以基于民事纠纷的事实,要求法院进行裁判的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4] 然诉权并非原告之专有权利,被告之权利亦不容忽视。在为民事诉权充分行使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对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给予有效规制。“我们在注意保障诉权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到该权利若不加适当制约,则很容易沦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不良手段。这就是对起诉权的滥用或者轻率使用。这种滥用或者轻率使用者也明知其起诉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其目标不在诉讼的最后结局,而在于让被告疲于应诉从而产生痛苦的过程。”[5]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把正当行使诉讼权利亦视为滥用诉讼权利。因此,如何准确界定滥用诉权及滥用诉讼权利行为是民事审判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防止权利被滥用的先决条件。

  在民法领域,滥用权利主要有三种学说。“其一为本旨说,即权利滥用是权利人行使权利违反法律赋予权利之本旨(权利的社会性);其二为界限说,即权利滥用是权利行使超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界限;其三为目的与界限混合说,即权利滥用超出权利的、社会的、经济的目的或社会所不容许的界限而行使。”[6] 上述三种学说均指出了滥用权利行为之违法性,但却忽视了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认定,故有失偏颇。滥用权利的行为属积极加害行为,因此对于当事人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的界定既要考察其客观上对权利本旨的侵犯,也要考察其主观上侵犯社会利益或他人利益的故意。

  根据权利主体、权利来源、权利所维护的利益等标准,可以对民事诉讼权利进行不同的分类,不同性质的民事诉讼权利对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法律意义不同,行使的程序也不一致,因此其与审判权(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角度而言)的关系也不同,这就决定了审判权可以进入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范围的界限因诉讼权利类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学者以诉讼权利与审判权力的关系为标准,将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程序形成权,即经过法院形式审查就可发生效力的行为,如起诉权、撤诉权、上诉权、和解权、放弃权、自认权、承诺权等等;二是程序请求权,即当事人用以请求法院在经过实质性审查后作出裁判的权利,如胜诉权、申请回避权、管辖权异议权、申请再审权等等。这两类权利性质的不同,就决定了审判权对他们进行干预的能力也不相同。

  “程序形成权涉及的往往是宪法权利、实体权利或者对当事人关系比较重大的诉讼程序。当事人在行使这些诉讼权利时,审判权应当予以保障而不是干预。”[7] 正是由于程序形成权对于保障当事人诉权意义重大,因此在价值取向上应鼓励这一类权利的行使,限制审判权的过多进入。只有当行为人在主观上构成显恶意、在行为的方式上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界限、在行为的后果上给他人的合法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时,其行为方构成对民事诉讼权利的滥用。而对这一类行为者法律责任的追究,应由受害人通过侵权纠纷诉讼自行主张,审判权不应主动介入。同样是基于限定审判权的考量,滥用程序形成权的构成要件中不应包括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即不允许法院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进行干预,也不应允许第三人以社会公益的理由干预他人行使程序形成权。

  程序请求权对当事人诉权的直接影响相对影响较小,重要的是当某一项程序请求权受阻后,当事人一般还可以寻求其他的途径得救济或弥补,但是滥用程序请求权却可能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从价值取向上,适当鼓励审判权对程序请求权的干预符合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滥用程序请求权的主观构成要件,既可以根据行为目的的恶性进行确定,也可以从行为的收益与所造成的损失的重大失衡上进行推定;而客观构成要件中的损害后果,既包括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也包括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在责任的承担上,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审判权对当事人权利请求的否定,也可以由受害人另行通过其他诉讼进行主张。

  我国现有法律对当事人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仅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宪法》第五十一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之规定被认为是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性规定。虽然《民法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三款规定了“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以及《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对“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作出规定,但均显宽泛且无明确的界定性条款和规制性条款。(《民法典》增加规定:第一百三十二条 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编者注)

  司法层面上,法院对当事人滥用民事诉权权利行为的规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前文提到的案例,南海区法院以妨害作证罪分别判处王某等人有期徒刑两年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但对王某等虚假诉讼的行为却无法追究其刑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2002]高检研发第18号)明确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决占有他人财务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然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仅是原则性条款,如果仅依据《民法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三款及《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对滥用权利行为的侵权责任作出裁判,就对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民事审判领域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现象之愈演愈烈,说明权利的膨胀导致权利的滥用,而法律却缺乏相应的规制手段。行为人滥用权利的无理诉讼行为,既扰乱了他人的正常生活也造成受害人误工费、交通费等财产损失甚至精神损害。滥用权利者在实施侵权行为后,却缺乏应有的惩罚,必将引起公众对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产生怀疑。受害者在受害后,由于无法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可避免地将对法律产生信任危机,从而去寻求法律以外的解决方式,将不利于社会和谐。而且,当事人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给当前紧张而又宝贵的司法资源造成了极大地浪费,也使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和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因此,从立法和司法两个途径对当事人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规制就显得尤为必要。

  诚信原则是民事实体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民事程序法也应移殖这一原则,不论是程序形成权还是程序请求权,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均应恪守这一原则。因此,民事诉讼法应当对违反诚信诉讼(善意诉讼)的行为所应承担之责任作出具体规制。例如:“德国在其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当事人应当承担真实义务,一旦违反,法官可以行使职权而认定其诉讼行为无效;另一方面,在侵犯工业产权案件中,滥用诉权的原告造成了对其他有组织的商事活动的侵害,被告方当事人可就原告滥用诉权行为造成的侵害提起损害赔偿之诉。”[8] 可以参照罗马法的规定,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这些行为视为违反诚信的诉讼行为:(1)诉讼法上故意主张非线)违背法律而请求法律保护或作防御者;(3)以拖延诉讼为目的不正当行使权利者。对这些行为,可认定其诉讼行为无效,同时赋予相对方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权利。

  对程序形成权仅进行形式审查,是充分保障当事人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民事诉权的必然要求,虽然审判权对当事人程序形成权的形式审查不应缩小当事人的权利边界,但形式审查也并不是没有任何标准的不审查。以起诉权为例,起诉权属于程序形成权,属于保障诉权的核心诉讼权利。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这是否意味着原告在起诉时只需向法院递交一纸诉状而无需提供相应证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因此,“对于原告毫无根据的诉讼,法院应当负起责任不让被告被无故地引入诉讼程序之中。”[9] 虽然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司法绝非万能。为“权利而斗争”并不意味着所有私权均需要通过诉讼得以保护。“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并非任何诉讼案件都可以利用诉讼制度,只有满足诉讼救济必要性的条件下,法院才给予当事人司法救济,大陆法系认为此‘诉讼救济的必要性’即是诉的利益。”[10] 就当前民事审判力量严重不足的司法现状而言,应当引入诉的利益机制,将那些琐碎的纠纷排除在诉讼救济之外。例如;“英国法规定,如果原告没有很好的理由,则必须涉及极大的损害,否则法院将援引‘法律不管鸡毛蒜皮之事’(de minime non curat lex)的原则予以拒绝受理。”[11] 因此,在立法上应尽可能明确不同的程序形成权的形式审查标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应通过司法解释或具体的案例统一各地法院对程序形成权的形式审查标准的理解和认识。

  由败诉者承担诉讼费以及对管辖权异议无理的收取100元诉讼费,是我国民事诉讼中仅有的两项适用于滥用权利者的责任承担方式。在我国诉讼费收费标准较低的情况下,滥用权利者的违法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致现实中“花上几十元,折腾你半年”的现象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上确立包括认定滥用诉讼权利行为无效、赔偿损失以及罚金等程序性处罚制度。对那些以拖延诉讼为目的的滥用诉讼权利者给予处罚。损害赔偿范围既包括对方当事人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律师费等财产性损失,也包括如造成名誉或精神损害的非财产性损失。罚金可以比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为1000元以下,对单位的为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例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因提出管辖权可能引起的费用,由在管辖权问题上败诉的当事人负担;如败诉方是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对其还得科处100法郎至10000法郎之民事罚款,且不影响可能对其请求的损害赔偿。”[12]“在比利时,民事诉讼法典第1072条规定,禁止轻率和无根据的上诉行为。强调相对方可请求轻率的上诉方赔偿损失,同时,上诉审法官有权对轻率和无根据的上诉人处以罚款。”[13]

  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未将滥用诉权行为纳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畴,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的遗憾。综观世界各国,普遍将滥用诉讼权利行为作为侵权行为予以追究。如台湾地区将滥用民事诉讼制度行为作为违背善良风俗的一种侵权行为。我国《澳门民事诉讼法》第386条规定:“他方当事人得请求判处恶意诉讼人作出损害赔偿,偿还因诉讼人之恶意导致他方当事人所作的开支,包括诉讼代理人或技术员的服务费及其他诉讼费用。”[14] 因此,应当将滥用诉权行为作为一般侵权行为的类型写入民法典中,以弥补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漏洞。明确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侵权行为,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的法理,其损害赔偿责任包括财产赔偿责任和非财产赔偿责任。条款可明确规定财产损失范围包括受害人在诉讼中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误工费以及因诉讼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如对受害人的名誉、个人隐私或其他人格尊严构成侵害,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如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及恢复名誉等。

  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决占有他人财务的虚假诉讼行为认为不宜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但虚假诉讼严重侵害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而且由于虚假诉讼是双方恶意串通的结果,也不存在相对方提出侵权之诉的问题。因此,在刑法中应当设立诉讼欺诈罪以遏制虚假诉讼,并可对行为人处以一定的罚金。受害人亦可附带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西班牙刑法典第329条规定:“对民事案件提供虚伪证据,应处以长期监禁,并科以西币五千至五万元之罚金”。意大利刑法典第371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为虚伪之宣誓者,处六月以上三年以下徒刑”。[15]

  对当事人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规制,对于有效利用审判资源,维护社会公正,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审判权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过度限制又会导致审判权的诉权保障功能的弱化。故区分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类型,进而实施效力不同的规制手段,方能有效解决审判权在限制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滥用与保护诉权上的困境。

  [1]、陈桂明、李仕春:《论程序形成权》[J],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6期。

  [2]、胡绍安、周桂颜、游春亮:《钻法律空子滥用诉权愈演愈烈,司法机关颇尴尬》载,于2011年5月7日访问。

  [3]、胡绍安、周桂颜、游春亮:《钻法律空子滥用诉权愈演愈烈,司法机关颇尴尬》,载,于2011年5月7日访问。

  [4]、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5]、汤维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过去与现在》(下),载,于2011年5月7日访问。

  [6]、汪渊智:《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J],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

  [7]、陈桂明、李仕春:《论程序形成权》[J],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6期。

  [8]、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

  [9]、汤维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过去与现在》(下),载,于2011年5月7日访问。

  [10]、张晓薇:《民事诉权滥用规制论》,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6页。

  [11]、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12]、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13]、张晓薇:《民事诉权滥用规制论》,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6页。

  [14]、杜丹:《诉讼诚信论》[M],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

  [15]、黄龙:《论恶意诉讼问题》[N],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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